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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宗教意识的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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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站 发表于 2010-12-3 21:06:46 |显示全部楼层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言,它具有一整套的宗教组织、宗教行为、宗教意识及宗教感情和规范。在宗教所涉及的诸要素中,宗教意识居于核心地位,这是由于一切宗教活动都是宗教意识的行为体现;一切宗教机构也都是宗教意识的组织表现,宗教意识要通过宗教组织来确立、巩固和传播;宗教感情、规范也是宗教意识的展开和保证。

  不同的宗教体系有着不同表现形态的宗教意识,但这些宗教意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

  恩格斯对宗教意识曾作过深刻的说明:“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杜林论》)人们通过对观实的“幻想”而“反映”出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这种神秘力量反过来又“支配”着人类社会,在现实世界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超自然神秘力量可以通过宗教意识的三个层面表现出来。首先,相信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其次,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决定着个人以及社会的命运。再次,对这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信仰和解释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超自然神秘力量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在基督教中,称为“逻各斯”,或者“上帝之道”,在佛教中可称为“法”、“业”和“缘”;道教中则是“道”或“气”,在儒教中则较为模糊,可以用“天命”、“气数”、“理”或“运”等倾向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来表达。

  宗教体系中的基督、神、佛、菩萨等人格神,实际上都不能直接等同于超自然神秘力量,他们也只是充扮做为对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先知、先觉和体现者。

  在宗教的诸要素中,以超自然神秘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意识处于灵魂、核心的地位,其他要素诸如宗教礼仪、法典、行为等,仅仅是“躯壳”而已。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宗教意识均有不同的表现,尤其中国的宗教意识又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宗教意识的传统性

  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传统,其思想宗旨是以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为中心,排斥鬼神,“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在儒家传统思想的作用下,中国的宗教意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中的主流,因而也没有演化出系统、完善和精细的国教体系,这一点在世界的各种文明发展过程中,也是非常独特的。

  但是儒家传统并没有完全排斥宗教,而且为宗教意识的存在保留了很大的余地,在思想和认识领域中有着其特定的范围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先尽人事,后从天命

  孔子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五十岁以前尽量发挥人的作为,人事尽了,最终能否成功,则就听由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神秘力量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样就形成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2.可知之事由人,不知之事由天

  在儒家传统中,尽人事就是要在可知的事情之中,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则为可知之事,“天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不可知之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可知的人事,生存之事。就应当要尽力而为,去做好它。至于说不清的事,就只有归之于天了,“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是超乎自然的。

  3.心理上的归宿

  在儒家传统中使用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概念时,也往往会出自心理平衡需要。首先,表现为这种力量可以为自我实现的奋斗增强信心,“天生德于予,桓(左鬼右隹)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君权神授”和“替天行道”的实质也是借助神秘力量来说明行为的合法性,以此增强信念。其次,在失意时也可将挫折的情绪淡化,归于天意,“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以不可知的神秘“天命”获得一种“解释”和“文饰”的作用,从而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以上三点,形成了中国宗教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传统性。

  二、宗教意识的层次性

  宗教意识在中国社会中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层次性,超自然神秘力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民族地区中有着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名称和作用范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宗教界和民族地区的宗教意识

  在这个层次中,宗教意识是以规范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出现的,贯穿在整个宗教活动中,从理论探讨到宗教实践,都是围绕着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认识、理解和领悟为核心的,例如佛教最高境界的“成佛”、“涅??”,是为了“证”得生死之究竟,佛法的体验,业报的解脱等等,这都是以对神秘力量的认识、领悟和把握为根本的。

  在这条道路上有无数信徒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在晨钟暮鼓中消磨一生。在藏传佛教流传的青藏地区,人们虔诚地膜拜着神灵,一步一拜一叩头,这些都是为了求得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庇护,避免堕入地狱,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便来世能够进入“幸福的天堂”。

  总之,在系统宗教以及全民信教地区,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宗教意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2.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宗教意识

  士大夫、知识阶层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他们以道德人伦为现实生活的基础,经世济民为人生的根本宗旨,对于系统化的宗教是敬而远之的,他们不会成为虔诚的信徒,因为对世俗的彻底否定从原则上说是与儒家传统相悖的。

  但是,以超自然神秘力量为核心的宗教意识却从来没有在这个阶层的思想中消失过,始终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就使宗教意识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作用。所以,当儒、道、佛三家熔于一炉后,作为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宗教意识,则在其文化哲学思想中若隐若现,时而是“命”,时而是“气”,或者是“数”、“运”、“道”、“业”、“缘”等等,扑朔迷离扑朔迷离,不胜玩味。

  宗教意识在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思想中虽不处于主流地位,却又在不同的层面和范围中有着不同类型的表现。大体为:

  (1)实用型。“天”及“天命”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古老的思想范畴。帝王行善、施仁政则合乎天命;行恶、施暴政则违背天命,顺天命则昌盛,逆天命则衰败。天命虽有不同解释,但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样就有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周易.观卦》)。历史上的皇帝也都自命为“天子”,以示其君权神授的神圣统治地位。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宗教意识在这里完全是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统治者可以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说明自己的行为是合乎天命的;被统治者也可以利用它推翻旧的统治,称自己的做法是“替天行道”。但是,中国的“神权”与“君权”的关系从来没有像西方历史社会上那样明确,无须通过教会来作为二者的中介,而只是通过士大夫知识阶层在舆论上作适当的说明,这就是宗教意识的实用性。

  (2)探究型。这是中国宗教意识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古今中外大多数宗教思想家认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即使有所论及也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以论著广博的佛教经典中,也只是认为作为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胜义谛”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思量”的(龙树:《中论》)。因此,大部分宗教活动则是通过宗教礼仪、宗教实践和修养中来达到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领悟,通过“祭”来证明“神”在。

  由于中国中原气候、季节及生态运动所表现出明显的循环性和周期性,因此思想家们便探究在天地、自然乃至政治、伦理、人际关系中是否同样也存在着某种类似的循环性、周期性,而作为超自然神秘力量则体现为其中的“玄机”、“奥妙”。尤其对《周易》的演算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他们以八卦方位的变化和组织来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成毁盛衰。试图最终达到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把握,以至最终改变社会乃至自己的命运。

  显然这种对“神秘力量”的探究大都是没有结果的,原因在于影响自然万物乃至社会的因素几乎是不可穷尽的,若要“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卷十一)必须是“人之至者”的“圣人”。才能做到“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同上)因此,这种“神秘力量”绝非一般人所能把握的,常人最多也只能通过“去蔽”、“虚心”及“至诚”的修养来接近这一目的。

  士大夫知识阶层这种对“神秘力量”的探究态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中国宗教意识中理性、积极和世俗的一面,“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朱熹:《语类》),“他(释氏)皆以君臣父子为幻妄”(同上)。“彼(释氏)见得心空而无理,此(儒家)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同上)正是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的“以物观物”的态度使得中国的宗教意识避免了盲目的信仰主义的倾向。

  (3)玩味型。由于人们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探究是不可穷尽的,因此也就有了对这种力量的无限想象力。在士大夫知识阶层中有不少人玩味于儒道释三者之间,一部分人由于性格上的内倾从而本身就热衷于此道,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因为官场失意而潜心转入于神秘力量的研究,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些人在宗教意识上并不认真,并不想真正遁入空门。在他们之中,有的善长于类似心理游戏的数术推演;有的借宗教中的某种神秘力量为题材,如“轮回报应”、“无边佛法”,然后尽其想象去完成一部部文学著作;有的参禅打坐,去感觉、体验和顿悟其中“三昧”;有的则运用一套心理和生理方法,通过吸呼、动作和冥想去获得“神通”。干百年来,多少人为此津津乐道,尽情玩味。

  以上三种类型,在现实中往往混为一体,构成了中国士大知识阶层宗教意识的特点。

  3.民间百姓的宗教意识

  中国民间百姓的宗教意识(民族地区除外)从总体上深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宗教意识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仍居于次要地位,“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中国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触动“神灵”的.即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日不烧香,临急抱佛脚”。

  在中国民间百姓的宗教意识中,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表现是非常具体、直观的,如土地、灶头、坟墓、房屋、山川河流的风水,一颗古树、一块奇石、一眼喷泉,都可能被认为具有某种“神通”。

  在广大农村中,由于农田的耕作深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因此“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比较突出,他们不仅仅认为天与人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或“感应”,而且类推到许多无关事物之间也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或“感应”。天怒人怨、五雷轰顶、时辰凶吉、八字风水、数符谐音等等,都可能具有某种神秘关系。但是,这些神秘联系一般情况下不主宰人们的正常生活,信则有,不信则无,即使有所谓神通也只是“心诚则灵”的作用。中国民间百姓的宗教意识虽然不是精细和深刻的,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普遍存在的。

  三、宗教意识的变化性

  超自然神秘力量从本质上说,是对社会客观现实存在的反映,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反映了社会现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超自然神秘力量在不同的民族,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中都可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样,在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都有可能通过超自然神秘力量得到反映。正如社会学家杜尔海姆所指出的,在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无限空间里,可以投射任何东西。末世思想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中所积蓄的各种矛盾的投射而已。

  因此,不确定性和变化性是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儒家的文化传统中,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具体表现内容和形式是不确定的、模糊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原因造成社会动荡时,人们往往不能按照老规矩和老办法去经营世道,社会中规律性的内容迅速减少,偶然性的内容急剧增加。生活中的兴衰、荣辱、得失与贫富的变幻会使人感到一切都无从把握,一些人在某种机遇下飞黄腾达;而更多的人劳碌终生却一无所获,巨大而普遍的不公平感和失落感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严重失衡;人们普遍失去了责任心和进取心,将一切归之于莫测的命运,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此时在社会与自然中所出现的任何偶然现象,都有可能附会为流言、谶语并引起恐慌,反映了人们对命运的迷惑和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超自然神秘力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所能获得的一种最廉价、最简捷和方便的精神出路。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宗教的这种投射作用,“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列宁全集》第2版 第12卷 第131页)“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着茫茫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斯大林全集》第6卷 第43页)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社会的基础,当农民的根本利益被触动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动荡,而农民是没有自己独立政治组织和思想体系的,因此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们只能利用末世思想,将自己的要求、愿望与不满等心理倾向对象化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并借助这种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与西方宗教的末世思想是有区别的,西方的“世界末日”降临时,人们是无所作为的,只能根据自己昔日行为的善恶去等待着“最终的审判”,我国的末世思想则表现为气数的穷尽、劫难的重复、业果的报应,朝代的更替。

  这种末世思想与儒家传统的思想方法是完全吻合的,儒家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于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如果人事已尽、回天乏术时,就只能将现状归结于某种神秘的气数或命运了,这就是说,当“人的力量”起不了作用的时候,就只能寄希望于“天的力量”了。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应的末世思想:

  汉末太平道教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河北沙门法庆与俗人李归发动起义,兴起“大乘教”,法庆自称号大乘佛,以李为十住菩萨,宣称“新佛出世,除出旧魔”,所到之处,“杀害吏人”。(《魏书.京兆王传》卷十九上)

  元末白莲教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挑动黄河天下反”。(《新元史.韩林儿传》)

  清末的拜上帝会则将一切正义的和邪恶的划分为“皇上帝”与“阎罗妖”的斗争。“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原道醒世训》)

  在末世思想的盛行的情况下,社会中的任何口号、行为与事物都有可能贴上宗教标签,使之附上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特征,此时的宗教意识对社会矛盾起着一种聚焦、凝结甚至扭曲的作用,其表现往往失去常规,在社会中的盲目作用格外突出,所引起的狂热也极为激烈、明显,突出地体现了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因此,对于这种末世思想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和破坏性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

  总之,中国的宗教意识包含的内容庞大而广泛,对于宗教这种既虚妄又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只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观点,正确地认识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以及在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时期的表现特点,这对于我国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维护改革开放的局面,加强社会的稳定,有针对性地进行综合治理,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足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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