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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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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先生 发表于 2014-4-4 19:22:31 |显示全部楼层
  排在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是东汉末年的奇人。人们认为他奇,是因为他有超强的记忆力,过目不忘《三国志》本传里说:“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旗,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此文中有一句“用相比较,不误一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围棋棋盘上的交叉点。所以,“道”除了表示线形的“道路”外,在古代汉语里表示“点”。

  而那个“点”字,本来是污点的意思,后来指涂改,比如“文不加点”并不是说写文章不加标点,而是说不修改。其实,“点”也是围棋术语,作动词讲,指的是破坏对方的眼位,让对方近乎死棋。总结起来,在围棋的术语中,“点”作动词,“道“指交叉点,“线”用来指一道道的线。

  为什么啰嗦半天?因为我们在讨论“道法自然”,自然要先弄明白“道”的含义。

  “道”是老子的哲学概念。人们常说读文学作品可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哲学比文学更复杂,有一万个解释老子学说的人,就可能会有一万种对“道”的理解。这也怪老子自己说得不太明白。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引上面王粲的故事,是想说如果我们从几何学的角度给“道”一个简单的解释,“道”就是“点”。

  一、摸到万物的源头

  再讲一个西方的故事。在18世纪欧洲哥尼斯堡的公园里有条河,河中有相临的两座岛。为了岛岛相联,岛岸相联,人们修了七座桥。有人在桥上踱步时突发奇想:有没有办法不重复地走遍这七座桥呢?人们纷纷来试,但走一会儿线路就乱了,怎么都弄不清楚哪座桥走过,哪座桥还没有走。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总之,争论不休。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七桥问题”。有人去请教数学家欧拉。欧拉没有到现场,而是在纸上画了几何图,然后宣布结论:不可以。他这种做法形成了后来很热门的数学分支“拓扑学”。拓扑本义是地貌的意思,莱布尼兹首先用于研究空间现象,使拓扑成了一门学科,指用“点”“线”“面”来研究图形关系。研究中,只是抽象出点、线、面的关系,并不管它们真实高低、宽窄、远近,也不管它们的面积有多大。因为不论多长多大,以及如何发展延伸,其关系是不变的,后来,拓扑学在计算机领域更是发展迅速。

  人类有一个共通的难题,就是“这世界到底是什么”。物理的现象世界过于纷乱,又不断变化着。只有像欧拉那样,将这世界纳入到纯抽象的体系中来净化,砍掉无关的线索,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思考。老子是善于思考的人,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世界的图型。人类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里,三维世界是由二维的面构成的,二维的面又是由一维的线构成的,那么一维的线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老子认为是由连续不断的点构成的。老子将这“点”称为“道”(大概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并得出结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点构成一维的线,两条线构成一个面,在面上加一维,就构成了立体的三维世界。世界万物不都是三维的吗?所以“三生万物”。科学研究是为了让复杂的世界在认识上变得简单,而复杂的世界则是从简单演变来的。我们顺着回溯,不就摸到源头,这一切不就简单了?所以老子说世界本原于“点”,也就是“道”。“道”是一切的起源,是万物之母。

  老子的这种方法是抽象的研究。在他的学说里,“道”是抽象的存在。稍微有点儿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几何学中,我们从来不考虑“点”有多大,“线”有多宽。如果一个学生问老师,你画的这个正方形的边线是几毫米宽,老师只好说:零毫米。学生又会问,零毫米不是不存在吗?为什么还能画出来?还画那么粗?在老子生活的时代,周围的人都问他,你说的“道”长什么样?有几斤重?老子只好说,“道”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它的本质是不存在的,而它又是存在的。因为“道”如果存在,就应当有大小形状。如果不存在,我们又怎么来研究它?这太难讲清楚了。老子一急,便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如果我说出道的样子,它就不再是永恒不变的“道”。

  今天,我们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们没有把老子的学说与几何学联系起来思考。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就会明白“道”原来是几何学中的“点”。

  二、“后起字”与“联绵字”

  现在来讨论“法”。一提到“法”,人们首先会想到“刑法”“法律”,这是“法”字的本义。那它为什么要带三点水?许慎解释说:“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就是说,“法”的目的就是要“平”,凡不平,不直的,都要以水之平为标准来修整。“法”使世界公平,使人平等。有了“法”,人人都要遵循,“法”是人们行为的范本。“诗法”“文法”的意思是依照标准的模板来写诗、写文章,这里的“法”就成了“方法”。再后来,它又成了动词,就是模仿、学习的意思,即“效法”。“道法自然”之“法”就是说“道”“效法”的是自然。

  “自”是象形字,是鼻子,现在看上去是不是越来越像?可是它的意思怎么和鼻子没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讲一讲古汉语中的“后起字”先民们开始造一个字,这个字有明确的指向。可是由于字少,事物多,字就被借来借去,义项也就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反而让人搞不明白字到底什么意思了,只好让它来表示最常用的义项,再通过加个部首什么的造一个新字来表示它原来的意思。

  “鼻”字就是这么来的,属于后起的形声字,连发音都告诉你了。人在交际中,常常免不了会提到自己。在没有代词的时代,最简洁的方法就是指一指自己的鼻子,因为它位置高,比较突出。所以,“自”越来越多地用于表示自己。后来人们变得谦虚了,觉得指着自己的鼻子显得太高傲,就将手往下移,指着肚子代表自己。“己”字的本义就是“肚子”,也是个象形字。再往后,乱指起来,指胸、指腹,甚至腰都可以指。举举手,伸伸腿,人们又造出个象形字“身”来表示“自己”。出现了代词之后,人们用“我”“余”“予”“吾”来表示自己,“自”“己”“身”用来指自己的意思也一直保留下来。

  “然”字下面的四点是“火”字的变形写法。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按捺不住,大声喊:“我知道了,上面是犬和肉,就是烤狗肉的意思”。错了。这是个形声字:上面的部分是声旁,“火”是形旁。形声字的字意主要是靠形旁来决定的,所以“然”就是“燃烧”的意思。“燃烧”的光芒可以用来“照耀”,可以看明白原来昏昧不清的东西,所以“然”可以引申为“明白”。既然“明白”了,就一定知道了被照物的样子,所以在此处,“然”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燃烧”的义项就交给新造的后起字“燃”。

  在先秦文献中,表示样子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两个字重叠写,如“蒹葭苍苍”之“苍苍”,前一个“苍”是草色,后面加一个“苍”,就成了很多草的样子。后来人们觉得两个字重着写不好看,将第二个字就换成了一个同声母或同韵母的字,这就构成了最有特色的“联绵字”。如果不用“联绵字”或者不重写,将第二个字换成“然”亦可。不考虑韵律,“蒹葭苍苍”等值于“蒹葭苍然”

  三、“道”的自由与非自由

  道路清理完毕,我们再来看“道法自然”是什么,就是“道”学自己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达到“道”时已经达到了起点、原点,或者说是认识论的终点,再往前就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了。 老子的这段全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你想弄明白宇宙的本原,那你就研究天;你要想弄明白天,你就研究地;你想弄明白地,你就研究人;你想弄明白人,因为你是人,所以没必要找个人来研究,只需自己闭上眼睛,慢慢去想,自然会明白。反之亦然,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自己是什么,就知道了地是什么;知道了地是什么,也就知道了天是什么,知道了“道”是什么。再往前,还是“道”,因为道是万物的起点,是认识论的终点。

  “道”按自己的样子来存在,而“天”则要效法“道”。“天”在效法“道”的同时,也效法“道”按自己样子来存在的法则,也就是什么都不用去效法,或者说效法自己。所以,“天”受“道”的制约,又不受“道”的制约。以下同理。人要受地、天、道的制约。同时又从“道”自在自为的特点学到不受制于地、天、道。人因为受制,因而是不自由的。人因为学到了“道”的自在自为,又可以是绝对自由的。前提是,你要一步步达到对“道”的认识,而现阶段的你可能还在研究地,或者在研究天,还没有达到对“道”的认识,就自然是不自由的。

  孔子没有悟“道”,他曾发誓赌咒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这没用,还是悟不了道。不过孔子也是聪明人,既然无法悟道,就从第二阶段开始。老子不是说“道生一,一生二”吗?所以,孔子对世界的理解是“一”开始的。《论语·卫灵公》篇里,他与子贡有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他问学生子贡:“子贡啊,你是以为我是学得多才有这么大的学问吗?”子贡说:“是呀,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从‘一’开始的,只学了‘一’。”在《里仁篇》里,孔子如果朝能闻道,夕死都愿意。所以,孔子在这里进一步解释,他无法从道的本原开始,他的道其实是第二个阶段的‘一’。

  像老子那样的人是天才,欧拉也是,一般人学不来。天才可以在自己的大脑里构画宇宙万物,而一般人只能从实践开始,从可尼斯堡的公园里步行开始。孔子属于人才,比老子不足,比子贡之流则有余。孔子了解自己,能依自己的特点制定认识世界的法则。我们学不来老子,学孔子还是可以的。

  “一”是从原点引出来的,是万物的基本的原理。庄子也一样,他无法达到对“道”的认识,也从“一”来研究这个世界,所以有了著名的“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学说。

  四、寻绎其理的读书方式

  简单地说,世界很混乱,不易明白,可是你如果从“一”开始,认定不论多不沾边的事物从道理上是相通的,就能达到所谓的“道通为一”。庄子的例子佷极端,拿最丑的和最美来比。说明“道通为一”的道理,让人有点儿不解。我们拿相近的来比,比如一个学生的数学学好了,物理也会学得很好。有人会说,数学是物理的基础,其实不全是如此,更多的原因是数学之理与物理之理的相通性。

  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有这样一件轶事,说北宋嘉佑二年,大学问家欧阳修来主持礼部的选拨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参加考试,就在文中说:尧的时代,臬陶负责司法,有人犯法,臬陶说“杀之”,而且说了三遍;尧却说“宥之”,也说了三遍,用来说明,帝王要宽厚司法要从严。欧阳修那么大的学问,竟然没有见到这样的史书记载,后来,不耻下问的欧阳修就问苏轼,你是从哪本书看到臬陶杀人的故事。苏轼坦然答道:“何须出处!”这就是苏轼与众不同之处。在古人心中,臬陶执法严明不阿,尧帝治世宽仁厚泽,都是寻常道理,苏轼的“何须出处!”的回答中,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理固宜然”的自信。

  我们在读某本书的时候,看看书名与目录,最多再看看第一章的前两段,就可以合上书,闭上想一想:作者想说什么,他会怎么说。想好后,再打开书往下看一些,如果作者写的和你想的一致,说明你已经从理的高度与作者达成一致,还有必要继续读这本书吗?当然,如果你想的和作者写的不一致,你便要细细推敲哪里不一致,哪里错了,谁的错?也就是说,我们读书是寻绎其理,而不是停要文字表面。读书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多少。有人以为书读得多自然博学,题做得多自然会成为人才,其实不然。不知道有多人,读了一辈子书,不过是个书袋子而已;有多少人,做了一辈子题,不过是台做题机器,知识始终都是他们的身外之物。所以,我们培养人才时,不求知识多,但求他能弄明白基本原理。有了“一”,明白了“一”,就会“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当你学会举一反三,知识便是无穷的,省点时间好好享受生活吧!

  能培养出孔子、庄子那样的人才就够了,毕竟我们不是天才。至于老子,随他骑着老牛的函谷关去吧。他甚至没必要留下洋洋洒洒五千言,只一句“道法自然”足矣!

  (作者:李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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